2006年的春天，在北京喀秋莎餐厅有一个文学聚会。

　　身穿俄罗斯军装的俄国男女青年唱出俄罗斯民歌的时候，我看见王蒙情不自禁地随兴歌唱。他挥着手，打着拍子，完全不管音准，只管和着声唱。看得出来，他的心潮有些澎湃。

　　晚年的王蒙喜欢用苏联的歌曲编织自己已逝的青春岁月。

　　对于王蒙，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作为前文化部长，王蒙有过多次访问莫斯科的经历，1984年，他站在克里姆林宫，面对着列宁挥手向前的雕像沉思。2004年再度赴莫斯科时，苏联已经成为历史。王蒙站在空旷的克里姆林宫留影，自嘲为“苏联遗老”。

　　面对，记下，并且说出。这是王蒙写《苏联祭》的由来。他把这部书的出版看成是个人的心史，也看成是历史的见证。“苏联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的相当一部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所进行的英勇的实验、荒唐、恐怖、富有魅力与终未成功；个中的教训，爱爱仇仇，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在史册上，警戒着并且丰富着人类文明，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

　　《苏联祭》似乎更像是游记，更多是王蒙对“苏联情结”的追念，很少看到王蒙对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治形态的反思。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对苏联的内部状况做了一个描述，他说：这个国家内部已处于停滞状态，国际上则是僵硬的东西方对抗。而王蒙在《苏联祭》里很多篇章都是对这个国家的赞美和讴歌，作为作家王蒙惯有的激情遮蔽了他对苏俄历史的理性审察。

　　在《苏联祭》里王蒙说：苏联有一个做法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他说：“也许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政府。”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的经验，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以及曼斯塔尔姆的《时代的喧嚣》、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比如对政治反对者的无情迫害，对独立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击、放逐，那是完全不同的苏联。

　　我质疑王蒙以上的表达，希望他能回答我的质疑。但他显然不喜欢被质疑。也就不作答。

　　王蒙是幽默的，聪明的，宽容的；王蒙也是左右逢源的，他在体制内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和身手使人很容易忽略他幽默背后的沉痛。红色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经历，五七年的右派经历，作为重放的鲜花在中国新时期文坛复出的经历，以及作为前文化部长的经历都使他的面目斑杂而暧昧。

　　王蒙深谙他的经历和见识所拥有的价值。几次做他的访问，对一些我看来重要的话题他都避而不谈，他说：“这是我看家的存货，我等着写回忆录用。”

　　王蒙担任文化部长的任期，是新时期文学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解冻，思想解放，文化发展的时刻。是中国意识形态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王蒙是参与者，也是制定者，同时也是观察者。

　　王蒙在长篇小说《青狐》中写到过那个时期，在自传《大块文章》中也写到过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不仅‘人道’一词会引起某些老革命家的警惕，‘爱心呀’、‘美呀’、‘说真话’呀、‘写真实’呀都会被某些同志视为可疑，乃至遭到公开批判。”王蒙说。

　　自2006年春天，《王蒙自传》的《半生多事》和《大块文章》先后面世，这部被以200万成交的书稿使王蒙再一次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但是密集的著作出版容易疲倦读者的阅读感受，《王蒙自传》的出版很可能会遗失在图书的密林中。然而，一卷在手，拂去王蒙固有的驳杂纷繁之色，依然能够看到他对已逝的浩劫的沉痛记忆和反省。但是，沉痛的历史创伤和记忆又湮没在王蒙炫智式的激情书写中。

　　我觉得这是王蒙的悖论，也是他的自我消解，如同他写在自传中的一个标题：“或有忧思未敢言”。 （夏榆）